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缝合没有父母的童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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缝合没有父母的童年

缝合没有父母的童年

红苹果帮扶对象小俊由外婆照顾,小俊(右二)和舅舅家的兄弟姐妹在家门口玩耍。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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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6年,陕西三原太阳村开村仪式。资料图片/受访者供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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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苹果帮扶对象小爱在吃感冒药。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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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8年,张淑琴和孩子们在陕西三原太阳村。资料图片/受访者供图

小女孩玲玲(化名)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,笑起来会弯成一对月牙。玲玲的爸爸在福建省永安监狱服刑,父女俩已经很久没见面了。

在“穿墙引线”亲情拓展营,工作人员为玲玲录了一段视频,小小的脸蛋塞满了整个屏幕,隐约能看到面前的文具和扎起的马尾。玲玲说,“爸爸,我好想你(002582,股吧),你什么时候回来?你要快点回来,我们都快长大了!”说完,她不好意思地把头扭到一边,腼腆地笑笑。

“这个视频我看过很多次了,每次都会流泪。”“穿墙引线”组织机构、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(又称红苹果公益,下称“红苹果”)工作人员邱添英说,和许多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视频一样,玲玲的视频会被送入爸爸服刑的监狱。

像玲玲一样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遍布全国。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的调研,截至2005年年底,156万名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近46万人,约占在押犯总数的30%,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超过60万。

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王君健长期关注这个群体,他做过一个估算,以每年平均新增1.5万名在押犯人计,截至2018年,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数量约为69万。

因父母健在,这些孩子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孤儿,也不能享受相应的补贴和援助。但因为父母正在服刑或对他们遗弃不顾,他们又在事实上处于无人抚养的状态。

为了照料这些孩子,自1996年起,太阳村、红苹果等公益机构在陕西、福建等地陆续成立,有的对孩子们集中抚养,有的为孩子提供经济援助。对60万服刑人员子女而言,他们与狱中父母的关系、来自外界的歧视、童年留下的心灵创伤等,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。

高墙内的会面

和玲玲一样,许多服刑人员子女多年没见过父母了。为了缓解孩子对父母的思念,自2014年11月起,红苹果开始组织“穿墙引线”亲情拓展营。总共4天3夜的活动分为两部分:前三天在监狱外,志愿者会和服刑人员家属、子女一起参加专业课程、生日会、户外拓展等,希望在活动中获得情感支持;最后一天,志愿者会和孩子、家属一起进入监狱,零距离进行亲情会见,久未团聚的一家可以看视频、做游戏,享受短暂的天伦之乐。

在志愿者林聪燕眼中,前三天的活动弥补了孩子们日常生活的遗憾。一个小男生告诉林聪燕来拓展营特别开心,因为这里的零食非常丰富。“他说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零食,其实那只是一些小面包和牛奶糖。”

邱添英还记得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,妈妈因贩毒被判了21年。2011年妈妈服刑后,爸爸组建了新家庭,男孩再没见过妈妈。

男孩和邱添英儿子差不多大,就连颈椎和背部前倾的毛病都一样,但他还有500度的近视。为了给狱中的妈妈准备一份礼物,他长时间地趴在地上画了一幅漫画。

拓展营的重头戏是请孩子们为服刑的父母录制视频,这是最打动志愿者的环节之一。2019年的一段视频中,一名个子小小的、胖乎乎的男孩眼睛盯着地板,偶尔瞄一眼镜头,拿着话筒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“爸爸,我想你了”,然后迅速把头埋到爷爷怀里。再抬头时,他的眼里有了泪水,讲话的声音开始颤抖:“我希望你能早点回来。”

一个缺了门牙的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,手指不停抠弄写有自己名字的胸牌,“爸爸,我爱你,你今年还好吗?我今年很乖。”

最后一天的亲子见面,更加牵动人心——孩子们可以越过厚厚的玻璃墙与父母亲密接触。

以邱添英的经验,这种高墙内的相聚并不容易:有的孩子离父母的服刑地远隔千里;有的老家属不知如何带着孩子探监;有的家庭非常穷困,拿不出去监狱的路费……但参加“穿墙引线”的孩子不用掏钱,所有活动经费都来自红苹果和爱心人士的筹款。

志愿者邱炎红记得,一次活动中,一个小学五六年级的女孩精心准备了一段舞蹈,想要跳给狱中的爸爸看。但见面时,爸爸一直在和弟弟说话,忽略了女孩。

邱炎红发现,小女孩有些不开心,站在旁边把头埋得低低的。到了拍照环节,爸爸一手抱着弟弟,一手抱起女孩,原本闷闷不乐的小姑娘哇地一声哭了出来。

在红苹果创始人林敏明看来,面对服刑的父母,年龄较大、上了初中的孩子心理更加矛盾。有的孩子见面前装作满不在乎,有的录视频时一句话不说,“但真见到父母,情感表露得最明显的往往也是这两类孩子。”

林敏明见过一个初中快毕业的女生,父亲在服刑,她和奶奶一起参加拓展营。录视频时女孩不肯对父亲说话,“还说他跟我没什么关系,我不想来,是奶奶叫我来的。”但见到父亲后,女生在父亲怀里泪流满面,是所有孩子里哭得最惨的。

从一栋乡村小楼开始

72岁的张淑琴曾在陕西省监狱管理局工作,与服刑人员接触多了,她发现他们最惦念的就是孩子。有人说,“派出所带走我时,我正给孩子穿袜子,一只脚穿上了,一只脚还没穿”;有人说,“这么多年都没有孩子的消息,我做梦梦到他被野兽吃了,你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?”有的服刑人员因为子女下落不明崩溃自杀;也有人尝试越狱,就为了回家看看孩子。

对于夫妻都在服刑的家庭,张淑琴会趁着节假日去做个家访。比如陕西某县的一对夫妇,丈夫被判了17年,妻子被判了四五年,两人有5个孩子。

1996年,张淑琴在两人老家找到了夫妇俩的4个孩子,他们和70多岁的奶奶住在两个破窑洞里。张淑琴问奶奶,不是5个吗?“奶奶说大的生病没治好,已经死了。”

也是那一年,张淑琴和企业家郭建华一起,在陕西省三原县创办了第一家太阳村(儿童村)。那是一栋乡村小楼里的一层,面积大约200平方米,屋里摆着定制的木质小床和爱心人士捐赠的生活用品、食品等。

张淑琴参考了孤儿院的集中养育模式,把陕西省内的16名服刑人员子女接到一起同吃同住,再和普通孩子一样到外面上学。对孩子们而言,这栋小楼就是他们的另一个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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