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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兴泉: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”

2019年2月25日,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,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”,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,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离不开法治,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。

伴随着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,中国经济正释放出新的制度红利。

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

文/于兴泉


于兴泉: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”

“川广者鱼大,山高者木修”。如果把企业比作树木,那么,良好的营商环境就是雨露和阳光。

什么是良好的营商环境?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,我们要“营造稳定公平透明、可预期的营商环境”,即稳定、公平、透明、可预期是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特征。这为我们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指明了方向。

如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?法治不仅是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内涵,也是实现营商环境稳定、公平、透明、可预期的重要保障,因此,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”。这为我们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供了具体路径。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人类历史的车轮始终向前,社会环境是在不断变化的,因此,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,没有休止符。

国家重视营商环境建设,利好政策频频出台

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应该是法治经济。法治既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,也是其良性运行的根本保障。

近些年,我国对营商环境一直十分重视。

在改革开放过程中,我国出台、修订和完善了一系列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法规,经济社会活动的法治化水平显著提升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和优化。2015年,国务院印发了《关于推进国内贸易流通现代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意见》。2016年发布的《十三五规划纲要》也对营商环境提出了明确要求,强调要完善法治化、国际化、便利化的营商环境,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列在了首位。

全国各地也纷纷出台政策措施,聚焦改善营商环境,促进经济转型发展。

2016年11月,为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布了《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》。2018年底,《市场准入负面清单(2018年版)》公布,标志着我国开始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,这是政府管理模式的一次根本性变革。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《外商投资法》,将进一步增进强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信心。

除了政府的重视,和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,近年来有多位企业家刑事案获改判同样传递出重要信号。

2018年5月31日,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孙华璞手中的法槌落下,历经十余年后,物美集团创始人张文中终于等来了公道。该案一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,张文中本人也获得了大量中国企业家的支持。再审判决公布后,已经66岁的张文中说,“我感动,我感谢,我感恩,最高法再审本案的意义,不仅仅是还我清白,而是党和国家对企业家群体的关注,是改革开放40年来推进依法治国的又一个新起点。”这次被最高院称为具有标杆性意义的判决,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罕见的重大涉产权经济案件平反。

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、一帆风顺的。可以说,企业家刑事错案的发生正是发展进程中的曲折体现,它直接反映出对于财富、对法治、对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的界限等观念认识上的偏差。但这些案件的改判至少昭示了一点:法治在进步。

通过努力,近年中国在营商环境的完善方面已经取得很大进步,市场经济快速发展、法治取得重大进展、对外开放程度加大……在日前由世界银行发布的《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》中,中国营商环境的全球排名从第78位提升至第46位,大幅提升了32位!相关人员表示,中国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大步向前,中国实施改革的速度和成效令人惊叹。

不过,实事求是地说,第46位的排位、加之全国各地并不平衡,中国营商环境仍然有着巨大的改进空间。当前我们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,比如营商制度建设不健全、政务服务水平有待提高、市场秩序还需要进一步规范。

这也从另一方面对营商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营商环境的改进,我们依然在路上

虽然随着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,持续深化简称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等改革,我们的营商环境有了明显改进,可各种各样的“玻璃门”“弹簧门”“旋转门”依然存在,执法随意、执法不公、执法不严等问题不可忽视。

2018年初,微博上、朋友圈里热传的一段视频火了。视频中,中诚信集团创始人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站在雪地中称,自己投资的亚布力阳光度假村受到当地管委会包括“侵占土地”“强买强卖”等在内的侵害,他还说,“我有说错的地方我负责”。这被舆论称之为“2018年中国企业家的第一声呼吁”,该事件很快跌入公共舆论场。黑龙江政府在48小时之内做出回应并提出处理意见,认定管委会存在缺乏法律法规意识、有关人员严重违纪违规、未正确履行协调职责3个问题,表示将对亚布力管委会负责人给予处分。随后,毛振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“感谢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这件事情的高度重视”,并称对投资黑龙江很有信心。

不过,并非每个类似的(事件)案件都能获得迅速“回应”。

事实上,某些官员推诿或者不作为,让百姓徘徊在“玻璃门”前,看似透明,却始终推不开;某些政府官员弄权作威,通过行政干预等手段令一些事情办到一半被推回来;还有些部门之间,对自身责任推来推去,像这类人为设置“弹簧门”、“旋转门”的现象同样不时见诸媒体。比如,有资料显示,某市试点推进智慧停车解决“停车难”,某公司就遇到了“找公安推市政,找市政推绿化,找绿化推城管”的情形,结果,两年时间过去,也没能找到对口的管理部门办理所需手续。

有些问题的解决,则与人们的认知和政府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,受历史局限性影响。

2017年12月28日,最高法提出再审三大涉产权案件。

相对于张文中,顾雏军不是一个“完美的受害人”:在改革过程中,受限于时代、制度和理念,存在着这样、那样的不规范,而这某种意义上恰恰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“标准像”。因此,该案成为了上至全国工商联乃至全国政协,下至广大企业家、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最为关注的案件。如何依法公正的评价这种企业的“不规范”,实现罪错分明,不枉不纵,考验着司法智慧,考验着政府保护产权的政策决心,既不能脱离法律证据搞上纲上线,又不允许民营企业家去踩踏法律红线。2019年4月10日,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再审宣判顾雏军虚报注册资本罪、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、挪用资金罪一案,法院撤销部分原判,改判其有期徒刑五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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